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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烧自由火种 漫谈胡适与林语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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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烧自由火种 漫谈胡适与林语堂

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胡适与林语堂,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两个面向。

且不问自由主义的定义究竟是什幺,胡适和林语堂在大方向上都是以争取个人的独立自主,反对独裁暴力,提倡民主自由,容忍异己为其思想的主轴。但细细分析起来,则又同中有异。胡适所争取的自由往往是就法律和政治制度而言,他透过学术研究,来说明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;而林语堂则常在所谓「精神或心灵的自由」上着墨,他试图从文学和哲学的角度来论证自由快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,和生命中的意义。胡适的取向较偏历史,而林语堂则较偏文学。无论是「法律上的自由」还是「精神上的自由」,他们都坚信个人的自由和尊严,不能以「救国」「爱国」等名义,加以摧残。

「反动派」影响力大于鲁迅

正因为这点基本信仰的相同,1949 年之后,两人的际遇也有相似的地方。胡适思想受到党国几十年的批判,而林语堂则受到「冷藏」。胡适是「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,最坚决的,不可调和的敌人。」「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。」而林语堂则是「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⋯⋯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」的代表。「批判」的目的是要「打倒」,而「冷藏」的目的则是「淡忘」。然而三十年的批判和冷藏,既不曾打倒胡适,也不曾淡忘林语堂。放眼看看当今形势,这两个当年的「反动派」,而今在中国的影响却大有淩驾鲁迅的声势。

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表面上是昙花一现,除了五四前后几年,稍成气候以外,自由主义的思想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或主导的力量。1949 年之后,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,自由主义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。许多史学家为这一发展下了定论:

但就最近三十年的发展看来,也许自由主义并不如想像中的那幺软弱。在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,自由主义像一条潜流,当它再度涌出地面的时候,虽不至于汹涌澎湃,但却也源源不绝。胡适,林语堂就是这条活水的两个源头。

胡适-无神论者心中却有三位「大神」

胡适较近儒者,「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,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」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,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座右铭。据他 1936 年 1 月 9 日给周作人的信,他心中的「三位大神」是孔子,王安石和张居正。他有所取于孔子的是「知其不可而为之」,有所取于王安石的是「但能一切舍,管取佛欢喜。」有所取于张居正的是「愿以其身为蓐荐,使人寝处其上,溲溺垢秽之,吾无间焉,有欲割捨吾眼鼻者,吾亦欢喜施与。」胡适是个无神论者,但他心中的这「三位大神」所体现的却是极崇高的乐观奋斗,朝闻夕死,牺牲奉献的宗教情操。

燃烧自由火种 漫谈胡适与林语堂林语堂-重情趣又逍遥自适

林语堂所嚮往的人生境界,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,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,就有宋一代而言,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,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,而是潇洒奔放,吟啸自如的苏东坡。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,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。 至于明代, 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,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「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」为宗旨,提倡「性灵文学」 的公安袁氏兄弟,而尤其属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(字中郎)。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,点刊《袁中郎全集》,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髦人物。在清代人物中,胡适对戴震,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,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。林语堂则对李渔,袁枚两人情有独锺,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和袁枚的《小仓山房尺牍》曾受到林语堂多次的徵引翻译在他的英文着作中。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,而林语堂则在文苑。

燃烧自由火种 漫谈胡适与林语堂

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, 畅销一时的英文名着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(《生活的艺术》)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。在他看来,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,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(Yun, I think, is 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)。他明确的指出:

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,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,或生活的内容等这些极严肃的话题。他自作的白话诗「不做无益事,一日当三日,人活五十年,我活百五十。」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,他在1919 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《新生活》短文,他给「新生活」所下的定义是「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。」此处「有意思」三个字,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「有趣味」(interesting, fun, or enjoyable),而是「有意义」(meaningful),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,都问一个「为什幺」,要是回答不出「为什幺」,就不是「有意思」的生活。在林语堂看来,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,也很严肃,但却未必有趣味。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,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「我们应该做什幺?」而林语堂则是「我们喜欢做什幺?」在他看来,即使我们所做的,都能对「为什幺」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,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,那幺,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。换言之,我们虽然回答不出「为什幺」,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,这种「受用」的本身,就是生活的意义。他在《中国文化之精神》一文中,用李白「暮从碧山下,山月随人归;」及程颢「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」这几句诗来说明「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。」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。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。

「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有涯之生?」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,但「有益无益」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準和选择。在「有益无益」之外,必须再加上「有趣无趣」,无益而有趣之事,林语堂未必不为;有益而无趣之事,林语堂未必为之。在英译《浮生六记》的序中,林语堂说道:「我真诚地相信,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,是宇宙间之至美」( I truly believe that a humble life happily lived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the universe.)

立言宜慎及文言白话不分

胡适望重士林,深知一言可以兴邦,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,所以立言宜慎,从不轻率为文。 正如他在《胡适文存》第一集自序中所说,「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。」行文如此,行事也颇拘谨。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,没有「不用典,」「不讲对仗,」「不模仿古人」 这一类的清规戒律。在林语堂的文章里,古今结构并存,文言白话不分。

林语堂活的比胡适痛快,过的比胡适舒服。语堂有和乐的家庭,和妻子廖翠凤有真正的夫妻生活。据他在《八十自叙》中说,「他对妻子忠贞,因为她容许他在床上抽烟。」 胡适在婚姻上,用他自己的话说,「没有什幺大过不去的地方,」 但见不到他和江冬秀之间有深刻的爱情,也是事实。至于他和孩子之间, 则是「我实在不要儿子,儿子自己来了」 的无奈。胡适的家庭生活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份子亲情和爱情的双重贫乏。胡适一生有过几个女朋友,留下许多动人的诗篇和书信。对江冬秀虽有不忠的偶发事件,但他忠于自己对母亲婚姻的承诺。

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誌,胡适办过的杂誌,比较着名的有晚清的《竞业旬报》,五四以后的《努力週报》,和抗战前夕的《独立评论》等。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誌是《人间世》,《论语》和《宇宙风》。这三个杂誌和《独立评论》几乎同时发行,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誌性的刊物。《独立评论》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,给以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。而林语堂所办《人间世》等三个杂誌,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,或个人的哀乐,所谓「宇宙之大,苍蝇之微」无不可以入文。杂誌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,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,负担够沉重。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,另立一个轻鬆愉快的典型。

燃烧自由火种 漫谈胡适与林语堂自由的火种:胡适与林语堂
    作者:周质平出版社: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:2018/04/01博客来书店购书金石堂书店购书三民网路书店购书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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